跨湖桥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现场

跨湖桥遗址第一次学术研讨会

跨湖桥遗址最具特色的彩陶釜

　十分精美的红彩黑皮陶钵

　独木舟及相关遗迹（摄于2002年12月）

　2003年11月下孙遗址发掘现场

2004年12月17日在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新闻发布暨《跨湖桥》报告首发式上，严文明先生（前排中）向与会成员和媒体宣告“跨湖桥文化”的命名

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是一个考古项目发掘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必将载入考古学的研究与发展史册。在跨湖桥遗址发现之前，在浙江乃至长江下游地区是以河姆渡文化为先导，作为最早的一种史前文化，河姆渡文化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延续到之后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已经形成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源流谱系。因此，拥有8000年历史跨湖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犹如石破天惊，打破了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近二十年的沉寂，成为当时浙江境内最早的史前遗址，引起了考古界的强烈反响。事实上，学者们对跨湖桥遗址的认识及跨湖桥文化的确立经历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作者简介：施加农，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浙江省越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杭州市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萧山博物馆原馆长）

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的年代问题遭遇争议

1990年5月30日，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萧山分校教师巫灵霄打电话给萧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萧山博物馆、文物保护管理所前身），告知电大学生郑苗曾于湘湖区域捡到文物的消息。文管办的我和同事倪秉章二人即刻前往电大，当我们看到郑苗在湘湖区域所捡到的石器、木器与动物骨器等东西时，便确定为出土的史前文物。我跟郑苗讲，要他带我们去捡到文物的现场看看。于是两天后的6月1日，我们随郑苗来到湘湖境内的城厢砖瓦厂取土工地。现场散落着无数的陶片、碎石器、动物遗骨和木器残件，让我们一度以为遗址已被破坏殆尽。幸好，取土现场边缘的剖面让我们发现了约30米长的文化堆积层。因遗址所处的位置就在古代跨湖桥附近，故命名为跨湖桥遗址。

跨湖桥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是在1990年的10月至12月间。发掘面积300多平方米，共出土了130余件文物，发现了几处建筑遗迹与橡子窖藏。

由于遗址出土的文物与以往浙江区域其他史前遗址的面貌均不相同，看似很先进，但又有很多原始性。因此，考古队员对遗址文化的归类与年代的断定都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只能依靠碳14做年代数据测定。经国家海洋局第二研究所碳14测定，跨湖桥遗址的年代竟在距今8000—7000年之间，比河姆渡遗址整整早了1000年。

这本是一次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现，它把浙江乃至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史整整提前了1000年。

然而，这一惊人的消息在考古界却遭到了众人的质疑。理由可能是：专家们认为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工艺与已知的河姆渡、马家浜等文化遗址相比较显得更为先进，从而怀疑碳14数据测定的准确性，认为跨湖桥遗址的年代不可能有那么早，可能是在河姆渡遗址之后。

于是，遗址的第一次发掘就在争议声中悄然收场。

第二次考古发掘被列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重新寻找跨湖桥同类型的遗址，进一步确定遗址的年代问题，一直缠绕在我和同事王屹峰的心头。2000年，省考古所蒋乐平先生带来了“浦阳江流域史前遗址”调查课题，他从浦江、诸暨一路调查，于当年下旬进入萧山。为此，我们特意与蒋先生商量，要求他进入湘湖区域对跨湖桥遗址再次进行调查，得到了他的赞同。2000年年底，跨湖桥遗址再次被调查发现。

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于2001年5月至7月进行。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木器和骨器等文物，遗址独特的文化面貌更加清晰可辨。遗址还出土了人工栽培的稻米颗粒，若遗址年代的数据无误的话，意味着我国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1000年的历史。

为了验证遗址年代的可靠性，考古队特意将出土的标本送到国内更权威的北京大学考古系进行碳14年代数据测定，其结果与第一次发掘测定的年代数据完全一致，也在距今8000—7000年之间。这再一次证实了跨湖桥遗址是当时发现的浙江境内最早的史前文化遗址。至此，省内的考古学者们对跨湖桥遗址的文化特征也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即跨湖桥遗址应当属于一种崭新的考古学文化概念，或至少可以肯定遗址独特的文化类型——跨湖桥类型。若能尽快命名“文化”，就更能突显考古的成就。

为此，我们请示省考古所领导，是否可以召开一次跨湖桥遗址考古学术研讨会，并通过会议的形式命名“跨湖桥文化”。省考古所领导非常赞同。此举也得到了萧山区政府和省文物局领导的大力支持。第一次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3月在萧山举行。中国考古学会两位副理事长、著名的考古学家严文明、张忠培先生及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位考古专家出席了会议。

出人意料的是，与会专家学者中又有很多人对遗址的年代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普遍认为这么先进的制陶工艺其遗址到不了8000年前那么早，有的甚至认为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这与省内考古学者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众说纷纭，争议声此起彼伏。

在此情况下，严文明先生对跨湖桥遗址作出了极具说服力的分析。他指出：跨湖桥遗址从表面上看好像比较先进，但有些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所有陶器中没有新石器中晚期的三足器，大多是圜底器，陶釜都是用活动的支座支撑的。这说明遗址的年代是比较早期的。其二，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野生动物遗骨，表明当时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还是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稻谷的比例很少，只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其三，遗址出土的所有石器都没有钻孔，也能作为新石器时期早期遗址的证据。其四，跨湖桥遗址距离河姆渡遗址、马家浜遗址都很近，而跨湖桥遗址与他们又毫无关系，这样的话，我们把跨湖桥遗址的年代再往后移，拿跨湖桥遗址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去比较，那么他们两者之间就更没有任何联系了。

严先生认为，跨湖桥遗址位于一北一南的河姆渡与马家浜两个遗址之间，直线距离都不超过100公里，且都临近平原地区，河姆渡遗址与跨湖桥遗址均属宁绍平原地区，马家浜遗址在浙北的杭嘉湖平原。如与这两个遗址是同一时期的，那么他们不可能没有一点交往，也不可能没有一点文化联系。从跨湖桥遗址的文化面貌看，无论是把它放到河姆渡文化还是马家浜文化里面去，都是截然不同，互不能容。那么，晚于姆河渡和马家浜的良渚文化遗址与跨湖桥遗址的距离则更近，而且在萧山境内也已经有发现，如位于进化镇的茅草山遗址、河庄镇的蜀山遗址都属于良渚文化。这些遗址与跨湖桥遗址的直线距离都在20公里之内，他们之间若是年代相同，怎么可能在文化类型上存在这么大的差距呢？由此推断，我们可以完全排除把跨湖桥遗址当作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这种论点。这等于也基本确定了遗址年代已经测定数据的可靠性。严先生的高论也彻底平息了会场此起彼伏的争论。

最后，会议通过热烈的讨论，对跨湖桥遗址的相关问题得出了基本的结论：一是跨湖桥遗存的文化面貌十分新颖独特，其器物群基本组合、制陶技术、彩陶风格等，皆不同于浙江境内任何一支已知考古学文化，又自成一个整体，是浙江史前考古的崭新发现。由于其文化面貌的特殊性，因此，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单独的文化类型，即“跨湖桥类型”。但限于当时相关的遗址发现仅一例，对遗址的基本分布范围尚不明了，因此，还不具备文化命名的条件。与会专家提出，必须要再次找到与跨湖桥类型相同的遗址，知道遗址大概的分布范围和来龙去脉，才能真正命名“文化”。

此次会议虽然没能实现“跨湖桥文化”命名的预期目的。但学者们都一致肯定跨湖桥遗址是一个新的发现，承认其为独特的文化类型——跨湖桥类型。因此，会议取得了一个非常意外的收获，即为跨湖桥遗址参加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奠定了基础。4月12日，跨湖桥遗址考古发掘被列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第三次考古发掘  发现了“中华第一舟”

2002年10月至12月，我们对跨湖桥遗址第二次发掘区的剩余部分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原本只打算把与第二次发掘地连在一起的大约300平方米的剩余部分遗址发掘清理完就了事了。因当时砖瓦厂尚未停工，企业负责人不时催促，要等着我们考古结束后挖遗址区的泥土生产砖瓦。

未料，这次发掘不仅又出土了更多的陶器、石器、木器、骨器，修复的陶器多达近200件，遗址独特的文化类型更加清晰可辨，更令人惊喜的是，在发掘的后期出土了独木舟及相关遗迹。独木舟的一端已被砖瓦厂毁坏，残长5.6米，最宽处0.53米。舟的两侧竖插着两排木桩，底部横架着数根木桩与石块。舟的两侧散落着若干木浆、木板与木材以及编织物、砺石等遗物。

这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的独木舟，这一发现对我国的舟船史与交通史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被誉为“中华第一舟”。独木舟所处的地方是当时的湖岸边，交通部的专家称其为中国最早的“码头”。独木舟的发现，轰动了海内外，成为考古学家、舟船史家研究考察的焦点。

为此，我萌发了要将独木舟及相关遗迹实施就地保护的大胆想法。一是因为独木舟及相关遗迹的考古研究价值，如若搬离现场，必然会失去大量的考古信息，对遗迹的整体性造成彻底的毁坏，损失不可估量；二是萧山区委、区政府已经做出保护恢复湘湖的重大决策，而独木舟遗迹的就地保护，能为将来建造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奠定基础。独木舟与遗址博物馆定会成为湘湖最为重要的人文景点之一，为湘湖增添亮丽的文化景观。但由于社会对跨湖桥遗址和独木舟遗迹的价值缺乏认知，就地保护的计划受到了极大的阻力。况且这么大型的木质文物在原址作保护在国内尚属首次，8000年下来所有的木质文物已经严重碳化，当地的环境十分恶劣，在地下水的入侵与露天日晒雨淋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实施科技保护。为了使独木舟不受阳光雨淋，我们就在现场搭起了简易的棚子，入冬时，又将棚子全封闭盖住。

虽然有了临时棚子，但这些都只能算是临时应急的措施，已经极其脆弱的独木舟根本经受不起这样恶劣的环境，严重碳化的木料很有可能突然之间碎成粉末。于是，我们于2003年春夏时节建造500多平方米的钢架建筑。为了能控制好温湿度，再在彩钢棚内搭建了帐篷，安装了空调设备。从而彻底改善了独木舟遗迹的保护环境。这些举措得到了国内文物保护专家们的高度赞许。保护方案经过三次全国性的论证会，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审批。但独木舟是否就地保护仍在争议之中。因为独木舟所处地标高度是在负海拔1米以下，而湘湖将要恢复的水位则在4.5米—4.8米之间，两者的落差近6米。独木舟若不搬走，湘湖的水面就无法恢复。虽然我提出了建水坝一样的圆形围墙，既能把独木舟保护起来，又能够恢复湘湖的水面。但此建议一直未被采纳，焦虑与压力终日笼罩我的心头。

直到2005年4月8日，时任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亲临独木舟遗迹现场调研，对遗址的保护作出了重要指示。为独木舟及相关遗迹最终能实施就地保护的方针明确了方向。至此，压在我心头的巨石终于落了地。之后的独木舟遗迹的保护工作在顺风顺水中进行，为跨湖桥遗址博物馆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下孙遗址的发现为“跨湖桥文化”的成功命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按考古学惯例，一个遗址要冠以“文化”的命名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具有一定的分布空间，二是在不同的分布点中有相同特征的器物。跨湖桥遗址要冠名为“文化遗址"，至少要有两个以上与其同时代、同类型的遗址。

为了寻找跨湖桥同类型的遗址，尽早成功命名“跨湖桥文化”，我们将寻找跨湖桥同类型遗址的考古调查列入重点工作项目，从2002年6月起在湘湖、蜀山、所前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2003年5月10日终于在湘湖区域的下孙村附近发现与跨湖桥同类型的遗址，下孙遗址。这是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一年来的辛勤工作终于换来了欣喜的成果。

2003年6月下孙遗址经试掘，确定了属于跨湖桥同类型、同时期的遗址

2003年6月省考古所与萧山博物馆联合对下孙遗址进行了试掘。同年的11月至2004年1月做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发掘品经碳14年代数据测定在距今8000年左右。年代与跨湖桥相同，文化特征也与跨湖桥相似。“跨湖桥文化”命名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2004年“跨湖桥文化”的命名列入了区里的重点工作内容。区政府与省考古所计划在年底前联合召开第二次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会，力争在会议期间命名“跨湖桥文化”。

第二次“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2月16日在萧山举行，与会的40多位国内考古界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跨湖桥文化命名的条件已经具备。在第二天举行的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新闻发布会暨《跨湖桥》考古报告首发式上，严文明先生代表与会的国内考古界专家学者向新闻媒体宣布了“跨湖桥文化”的正式命名。

至此，一个崭新的考古学文化概念问世。

跨湖桥文化是当时浙江乃至长江下游地区最早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概念。它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跨湖桥遗址的发现和文化的命名，打破了浙江境内史前文化原有的格局，说明浙江的史前文明是由多个源流谱系组成的。跨湖桥遗址的考古发现，成为浙江史前考古的里程碑，为今后浙江的史前考古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