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湖的历史，已是悠久；而与湘湖有关的人，他们，也陪伴着湘湖一同经历风风雨雨。

从八千年的信息来看，从古越遗风来看，有多少人围着湘湖，看着湘湖，点赞湘湖，为湘湖的发展作出自己的点滴贡献。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陪伴，湘湖的历史，才显得厚重；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陪伴，才使湘湖变得立体鲜活。

■文/  黄建明

英雄和美人的故事

句践，是一名王者。

西施，是一个村姑。

这两个人，本来在茫茫人海中，连侧身而过的机会都没有。

但历史就是这样的诡异，明明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却因某一个事件，被紧紧地绑在一起。

这事件，就是吴越之战。

吴越之战发生过多次。

嘉兴檇李之战，越国大败吴国。

江苏夫椒之战，吴国大败越国。

从此西施登上历史舞台。绝色佳人加上了爱国救国的行为，传诵更加深入人心。

说到这里，还不得不提另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范蠡。他，是王者和村姑之间的媒介。没有他，英雄和美人的故事，也许不会发生。

当范蠡为王者觅得西施，教以舞蹈，便送去吴国为越国复国而努力。

王者是会稽人，无人会提出质疑。他这个人很有毅力，也很会演戏，传说他从湘湖坐船入吴，踏上复仇的第一步，于是在湘湖留下“临水祖道”。从吴回国后，也在湘湖水滨操练水军，留下“卧薪尝胆”一说。但猪胆不易保存，每天杀一只猪，对于当时越国这样的经济条件似不大可能。我想，这或许是王者的一个形象工程。

村姑最后的结局成为千古之谜，《史记·越世家》《国语·越语下》等正史从未提到村姑；《墨子·亲士》中说：“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死，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在先秦古文中，“沈”通“沉”，也就是说，村姑是沉江而死的；《吴越春秋》也说：“吴亡，西施被杀。”《吴越春秋逸篇》更详细：“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而终。”“鸱夷”就是皮袋，按这种说法，村姑是被装在皮袋里扔进江中而亡的，这与同时代的伍子胥是一个死法。无论是哪种死法，估计都与王者脱不了干系。

而村姑是哪里人？后人有分歧，萧山、诸暨有争议。千年古镇临浦，由浣沙溪串联起的村姑古迹群，却是那么真实的存在。沿着浣纱溪的两岸，分布着西施庙、苎萝亭、范蠡庙、起埠庙、古浴美施闸等14处古迹群，好似一根中轴线，串起了所有的村姑故事。在今天的临浦，仍然可以找到当年村姑的遗韵，还盛行着一山（苎萝山）、一水（浣纱溪）、一石（红粉石）、一亭（苎萝亭）、一祠（西施庙）、一庙会（三月三西施庙会）的说法。

抛开历史的真实性不说，有关村姑的民间传说却很温馨，萧山、诸暨两地都有，且数量不少。《越绝书》有这样的记载:“吴之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这也是一个大概的说法。而在萧山所前镇杜家村，却有村姑归隐的民间传说。在杜家村，她与范蠡的浪漫爱情走过了两千多年。而在文人的眼中，村姑又有另一番的景象。唐代诗人杜牧在所作《杜娘诗》中有句云：“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或许这是后人不忍这位绝代佳人遭到可悲的结局，而用隐居的美满姻缘故事，来寄托对他们美好的祝愿，这当然更符合人性。

虽然历史上的王者，算不上是真正的英雄，只能算是个成功人士。英雄无关胜败，英雄只看气魄和人品。真正意义上来说，王者与村姑是两条道上的马车，永没有交叉的可能。

但是，他们与湘湖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在历史的轮回里，逐渐成为湘湖颇具神圣色彩的文化坐标。

如今，英雄和美人的故事，多少令人怀念。

父子同为“烈士”形象

自政和二年(1112)成湖以来，保湖与废湖之争一直没有停过。在这过程中，一大批保湖有识之士涌现而出，仅周易藻撰写的《萧山湘湖志》所记载的就有50余人。明史记载有一对父子，父何舜宾为湘湖而献身，子何竞为父报仇的故事，化身为何孝子的结局。这个故事听起来，多少有点残酷，却是湘湖民间向权贵最有力的挑战。

距湘湖建成仅七年，即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部分地方豪绅提出罢湖为田，引发了众多乡民反对。当时，有十位老人跪请县令保湖，并提请视当年旱涝灌溉与否而决断。是年适逢大旱，农田赖湖水救济，百姓免于饥荒，湘湖得以保存下来。在垦湖、保湖的不断纷争中，一方面当地为民做主的父母官与百姓一起把湘湖作为公共水利设施加以保护，并进行了长期奋勇的斗争，遗憾的是，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县官与乡霸勾结诬陷保湖者事件，有人因此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湘湖面对的挑战，到了十六世纪初，豪强家族及其同盟的势力已经明显增强，何舜宾在保卫湘湖的斗争中葬送了自己。保卫湘湖是何舜宾一生中最重要的史迹，也是其被后人后世纪念的根由。

明史是这样记载这位保湖的英雄的：

“舜宾，为御史，谪戍广西庆远卫，遇赦还。好持吏短长。有邹鲁者，当涂人。亦以御史谪官，稍迁萧山知县，贪暴狡悍。舜宾求鲁阴事讦之，两人互相猜。县中湘湖为富人私据，舜宾发其事于官，奏核之。富人因奏舜宾以戍卒潜逃，擅自冠带。章并下所司核治。鲁隐其文牒，诡言舜宾遇赦无验，宜行原卫查核。上官不可，驳之。会舜宾门人训导童显章为鲁所陷论死，下府覆验，道经舜宾家，入与谋。鲁闻之，大诟曰：‘舜宾乃敢窜重囚。’发卒围其门，辄捕舜宾，径解庆远。又令爪牙吏屏其衣服。至余干，宿昌国寺，夜以湿衣闭其口，压杀之。”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曾担任过御史的何舜宾把县令邹鲁湘湖水利乱收费而上告朝廷。考诸历史，县令邹鲁与湘湖豪强沆瀣一气，以劫掠湘湖公共资源为能事，因何舜宾坏了他的好事，故又以摧毁何舜宾为唯一选择，终被邹鲁派人“湿衣闭其口”而杀死。

其子何竞，自父亲遇害之后，穿着孝服十六年，以此表示为父申怨雪恨的决心和对父亲忠直为民的怀念。为报父仇，何竞竟在公堂上咬下手臂上的肉，鲜血直淋，丢到公案之上，又咬破舌头以血喷法官，怨愤之状，使整个公堂都为之一惊，案件由此才得以翻转。何竞下这样的猛药，心生无奈，情节曲折，有点像传奇或话本的味道了。何竞为父鸣冤而自损身体，在古代被看作是孝道的典范，不屈的象征，是劳苦大众一直在寻找的完美存在。

父与子都被后代铭记的萧山人并不多，但何舜宾父子绝对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何舜宾对国家有益，何竞是对家庭的角度。不论是为国家还是家庭，优良的道德都符合古代社会对“烈士”的要求，因此，何舜宾父子被记住是必然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对“烈士”像圣人一般的膜拜。《韩非子·忠孝》：“故烈士内不为家,乱世绝嗣，……不避蹈水火。”说的是为坚守信念而牺牲生命的人；曹操的《步出夏门行·龟虽寿》：“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说的是有节气有壮志的人。何舜宾父子既不是有权有势的高官（虽然何舜宾曾经当过御史），也不是富得流油的地主。他们的留名，完完全全靠的是人品。纵观历史，凡是一心为民的人，必为历史所铭记，也一定永远活在百姓的心中。

“烈士”形象实际上是有血有肉的圣人形象，何舜宾父子的一生也许没有轰轰烈烈，但他们与恶势力的斗争中体现出来的向传统权贵社会的挑战，积极为民间争取话语权，却是父子“烈士”形象的最完美高度。

域外名人的湘湖情结

萧山历史上有许多父母官，与湘湖有关的，位数也不少。

这些父母官基本上是外乡人，他们不仅建造了湘湖，并且努力反对自私的政府官员对湘湖的侵占，使其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

北宋政和年间的萧山县令杨时和县丞方从礼，决定挖建一个湖，提出了“筑堤围湖”“以工代赋”和“均包湖米”等造湖方案，从而奠定了湘湖成形的基础；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县丞赵善济以旗帜鲜明的态度说服朝廷，为湘湖的公平用水制定规则，对环湖18穴口的用水时间、用水农田面积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并杜绝把湘湖献给权臣；淳熙九年(1182)，县令顾冲订立《湘湖均水约束记》，并刻石立碑示民，广而告之，使湘湖用水有度；嘉定六年(1213)萧山县令郭渊明，亲自划定湘湖东西两岸的“建筑红线”，在促进萧山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也使萧山这个偏僻小城提升为江南名城。此外，明宰萧的邑令张懋、清邑丞邱洪源等，他们这些父母官，在清退私占湖田、修筑塘堤、建设管制水闸等方面，也给予无限的热情，打击了豪强的嚣张气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湘湖的水害。

这些域外的父母官，为湘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这些域外名人中，还有一位美国人，名气特别大，他，就是萧邦齐。

萧邦齐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尤其关注浙江的历史，反映湘湖数百年的变迁及其影响的《九个世纪的悲歌》一书就是他的重要作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萧邦齐作为美国进修学者、汉学家，在浙大教授陈桥驿老先生的陪同下，整整半年，跑遍了湘湖的角角落落。八十年代的湘湖，对于杭州主城区来说，位于钱塘江南岸的湘湖是乡下，虽近在咫尺，却有天壤之别。

踏遍村庄、走访老农、翻阅资料，既需要时间，更需要场所，当时的萧山县政府，对萧邦齐和陈桥驿老先生的到来极为重视，为他们提供了诸多方便。

随着时间的推移，湘湖，在萧邦齐的脑海中越来越清晰。九百年，在人类的长河中也只是一小截，而对于湘湖来说，却是最为重要的一段。这九百年，湘湖从无到有，纷纷扰扰，经历了来自自然灾害和人为侵犯的严重损坏。对于萧邦齐来说，如何把这九百年浓缩到一个可掌控的范围内，朝着自己设计的方向，一点一点内化为文字，这个巨大的挑战。其实，从湘湖的每一滴变化中都能看见萧邦齐忙碌的影子，这忙碌打开了湘湖的未来之路。

一镜容天，平生自有烟霞志，这些湘湖的人物，在世不为己，只为湘湖，只为湘湖的乡民。湘湖风骨，千古风雅人物永不朽，他们，可入史，可入诗，可镜鉴。他们，都在湘湖清澈的水里，供后人缅怀千载。

本版面感谢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