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垦地区的土壤是由钱塘江泥沙淤积而成，盐分重，太阳一晒就白，大风一吹就飞，被称为“香灰土”。因为“香灰土”的存在，新围垦的村落里出现了新盐民，每日刮泥、挑泥、沥卤，以晒盐为生。

　　与世世代代生活在钱塘江边晒盐的传统盐民不同，新盐民是从农民身份半路出家，学习晒盐，晒了10年左右，土壤盐分转淡，只好再回归到农民身份。10年晒盐路，对于他们来说，就像钱塘江里的一次潮汐，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只留下浸透潮汐咸味的泥土沉淀于江边。陈永告就是这么一位新盐民。

　　31岁时移民到围垦，当起了盐民

　　陈永告成为新盐民是在1971年，他31岁的时候。那年的7月1日，他从老家头蓬仓北村移民到围垦的东升盐场。和他一同迁到那里的，还有来自“内地”的近260户人家，共800多口人。

　　那是一片连村落都还没有成形的土地，那里的海拔比临近地区低70厘米至80厘米左右，凹地带来的影响，一是易被水淹，二是易成为盐碱地。从钱塘江里围出来的土地本身就含有盐分，经过雨水或人工的浇灌，周围高地里的盐分都向中间汇集，形成一片“太阳一晒就白”的天然盐场。

　　陈永告他们这群移民当中，大多是普通农民，只有少数几人知道晒盐方法，他们便指导大家做出刮泥的拖刀，拖刀上系着绳子，绳子顶端还拴着木棍。每当太阳升起，这些新盐民就面向拖刀，两只手握着木棍，拉住绳子倒着行走，将土地最表面的一层咸泥刮起来。这些咸泥都被运到附近堆成一个圆堆，拍实，中间凹陷，盐民们把水倒入凹陷处，再从土堆下方将滴出来的含有盐分的卤水倒进晒盐板里。晒盐板是木制的，模样很像一张单人床的床板，与床板不同的是，它严丝合缝，不会让卤水漏出。盛有卤水的盐板被阳光暴晒，逐渐结晶出盐民想要的白色的盐。

　　陈永告说，刚开始做盐民，他什么也不懂，只能听从指挥，做些刮泥、挑担这类单纯的体力活，慢慢干熟了之后，他才开始接触需要经验和技术的环节。

　　13号台风来袭，让人记忆犹新

　　对于盐民来说，越大的太阳，越晒的天气，越适合晒盐，而小小的风雨，就足以让盐民的辛苦白费。夏季天气变化快，刚刚还热气蒸腾，转眼就电闪雷鸣，这时，盐民们必须冒雨，赶紧将晒好的盐归仓，把正在晒卤水的盐板收拢。

　　与传统盐民不同，陈永告他们这些新盐民有大堤护卫，不用担心潮水和坍江，最担心的就是风雨。让他最记忆犹新的，是1974年的13号台风来袭，那次台风来得持续而猛烈：这年的8月20日3时半，钱塘江仓前水位达到了9.58米，超过历史最高水位1.04米；半爿山至益农闸，江堤决口332处，总长6445米；农田受淹23.4万亩；冲毁机埠49座，房舍1315间……

　　而对于像陈永告这样刚做了3年的盐民来说，他们完全不知道台风对盐民来说意味着多么大的损失。

　　“凌晨，十一工段决堤，一下子水漫金山了。”陈永告还记得当晚的情景，他说，自家屋里的水漫到了七八十厘米高。他的3个孩子当时年龄都还小，他让两个稍大些的孩子赶紧跑，自己抱起最小的孩子，一家人跑到了大堤上避难。傍晚，风雨平静后，水还是没有退下去，乡亲们有的趴在吃饭的桌子上，有的蹲在石头上，还有人抱着屋顶的横梁。陈永告的家里，东西都没了，盐板也被冲走。“盐板，在当时是比较值钱的大件。”失去了盐板的陈永告很伤心，“不过已经算万幸了，毕竟人都平安逃了出来。”

　　风、潮、水“三碰头”，由于大堤的决口封不住，接下来的两天，风雨挟卷着潮水，按照潮汐规律定时涌入村落。孩子们纷纷被送去“内地”的亲戚家，大人们留在风雨里看家护院。“风雨大时就躲在大堤或高地上，水退下的时候就从大堤上下来，在淤泥里捡回散落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陈永告说。

　　盐越晒越少，重返农民身份

　　陈永告回忆，1971年他们刚到东升盐场的时候，那里的土地还很咸，只能用来晒盐，种不出粮食和蔬菜，盐民们的食物来源只有两个：人均分配每月22.5公斤的口粮和迁出地亲戚朋友送来的瓜果蔬菜。

　　“以前，一板卤水可以出7公斤左右的盐，后来只能出2.5公斤左右，最后，渐渐晒不出盐了。”陈永告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晒盐在陈永告他们的村子里成了连糊口都不够的活。于是，盐民们开始尝试种植粮食和棉麻，无奈的是，土壤里的盐分对晒盐来说，太低；对种植作物来说，仍旧太高。

　　贫瘠的土地养不活盐民，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去了供销社、工厂之类的地方上班，脱离土地，拿工资生活；另一部分人则开始寻找各种方法改良土壤，一步步走回了10年前的道路，重新成为靠土地吃饭的农民，陈永告就成了其中的一位。( 郑文静　陈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