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到民国这段时期，银行家大多生于官宦，出身名门，家世显赫，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西方教育。相比之下，草根出身的银行家则相对较少。但在那风云变幻的时代，只要你足够勤奋、聪慧、诚信、务实，则“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曾从清末一直到新中国成立长期执掌浙江金融大权的金润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少年壮志显身手

金润泉（1878—1954），名百顺，今萧山区蜀山街道金西村人，中国银行的创办人之一，近代著名金融家，被誉为“金融界的常青树”“银行业的不倒翁”，曾任政协杭州市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

金润泉虽祖辈经商，但到父辈却家道中落，在杭州开了一家染坊，仅够糊口。故其只读了三年私塾，14岁那年就到染坊做帮工。后经人介绍，到杭州乾泰钱庄当学徒，自此进入金融领域。钱庄规模虽不大，但正因其小故需伙计身兼数职，这也让金润泉学了不少本事。几年后，他不甘于屈居小钱庄，又到同兴钱庄实习，并升到“跑场头”。后又转到规模较大的裕源钱庄，并在钱业会馆初显身手，遂在业内小有名气。1899年绍兴高家和上虞王家在杭州新开宝泰钱庄，因见金精明能干、勤奋踏实，便设法挖了过去，高薪聘其担任副理。年仅21岁的金润泉成为杭城钱业副理中最年轻者，名噪一时。

每个人的成功或是平庸往往只在关键几步。从钱庄业精英到中行高管，是金润泉一生的转折。1908年2月，户部银行经度支部奏准改称“大清银行”，并拟在杭设立浙江分行而急需人才。杭州钱庄业便推荐金赴京应试。由于主考官陈静斋是杭州人，金的萧山同乡亦是晚清著名实业家、政治活动家、立宪派领袖人物汤寿潜便写了一封举荐信，让金面呈陈，以便录用。然金入京后并未去拜见陈，而是与普通应聘者一样参加严格考试，并以优异成绩通过，受到陈的单独接见，方呈上举荐信而赢得陈极大好感。1909年2月，经陈力荐，金成为大清银行浙江分行经理，并被封为三品官衔，此时金才32岁。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停业清理，其业务由中国银行接手，管理人员大致留用40%，金出任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经理，后被派往杭州筹建中行浙江分行，先后担任副行长、行长，终其一生伴随中行共成长。新中国成立后，金继续留任中行董事、分行经理、总行赴外稽核等职。

金融业内常青树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银行家真正的魅力就在于其面对各种风险，沉着应对，举重若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由于铁路借款、军费支出、政府运行等开支等使北洋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交行和中行便成为北洋政府的两大“提款机”。1916年5月12日，中行上海分行接到总行停兑钞票、止付存款的命令，宋汉章、张嘉璈两位经理经过缜密思考后，决定抗拒停兑令，以维护银行信用，最终渡过难关，二人亦因此成为业内领袖。其时，中行浙江分行也同样接到停兑令。当时，虽然浙江分行行长是蔡谷清，而金却是实际主事人，其考虑再三，决定与上海分行同进退，这一信心除了对同业支持力度的研判外，更多是基于对自己在客户中口碑的自信。在挤兑最严重的时候，他还亲自站到第一线直接与储户对话。

经过此役，证明金润泉的信用是公认的，亦由此确立了其在浙江金融界的领袖地位。1921年，他接任行长，主持中行浙江分行30年，为浙江的商贸、电力、教育和交通等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业务份额在业内举足轻重，除1936年亏29.9万元及后两年因抗战无盈余外，其他各年都是盈利的，成为浙江金融界当之无愧的“老大”。

更可贵的是，他还是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银行家。1937年底杭州沦陷后，他拒绝出任伪省长，并想方设法保存好中行在浙资产，连其自己独资或与他人合办的六家钱庄也全部停业，不与日伪合作。抗战胜利后，中行杭州分行（即浙江分行，下同）自龙泉返杭复业，全省各地机构亦陆续恢复，当年12月即开始发放第一批“复工贷款”，年末全省放款5亿元，被工商界人士誉为“久旱甘霖，雪中送炭”。国民党溃逃杭州前夕，他特意向当局请求和呼吁，千万勿让军队破坏水、电、桥等设施及文物古迹，以确保经济民生正常运转，文化血脉得以传承，并率职工坚守本职，保护资产，迎接解放。(来源：萧山日报)